郝敬堂，原武警杂志总编，继任中国作家杂志编辑部主任，现中国扶贫杂志编审。中国作家协会会员，中国****学会会员，中国电影文学学会会员，有四十余部作品结集出版，获全国各类文学奖多次。
《师父，我想对你说》
文/郝敬堂
诵/骏马
图/网络
人的一生，有两个人最最不能忘记，一个是父亲，一个是老师。父亲给了我们生命，老师给了我们知识。生命是我们的立命之基，知识是我们的立身之本。
师父，是一个专用名词，又是一个合成概念，是师与父的合成与叠加。我的老师是父亲，我的父亲是老师。
关于师，从古到今，有多种名称和称谓。
老师，中文名：教师；英文名：tencher；曾用名：先生；小名：师傅；假名：人类灵魂的工程师；别名：教育工作者；昵称：园丁；外号：蜡烛；经常性称呼：知识分子；政府给予的称号：事业人员；经济学定义：低收入阶层；社会学定义：生存型生活者；政治学定义：老九；文学定义：传道授业解惑者也……
“春蚕到死丝方尽，蜡炬成灰泪始干”“黑发积霜织日月，粉笔无言写春秋”“落红不是无情物，化作春泥更护花”“站三尺讲台传李杜文章，握一只粉笔授孔孟之道”……这是人们对老师的赞美，是的，老师是太阳底下最神圣的职业，老师是我们最可爱可敬的人。
我的师父，既是我的老师，又是我的父亲。
我出生在苏北一个名不见经传的小村落。村里有一所小学，是全日制小学，我的父亲就是这所小学的老师。这所学校创办于哪一年，我已经记不清了，可我清晰地记得，我的父亲在这所学校里任教整整五十年。半个世纪了，他记不清教了多少学生，只知道，有的上了清华，有的读了北大，有的进了军营，有的当了领导，也有的成了社会名人，用一位学生的话说：郝老师桃李满天下。
父亲清晰地记得，他离开三尺讲台最后的那堂课。课前点名，父亲严肃地问：“张小明同学，你为什么旷课3天？”张小明怯生生回答：“老师，我跟爸爸去医院了。”父亲接着问：“你爸爸叫什么名字？去医院干什么了？”张小明回答说：“我爸爸叫张红星，爷爷在医院做手术，我们一起去看望了。”“你爷爷是叫张广修吗？”“是。”张小明回答。父亲对小明说：“你爷爷是我的学生，你爸爸是我的学生，你也是我的学生。再跟爸爸去医院看爷爷，带去我的问候。”父亲退休了，他教了三代人。一位诗人写下过这样的诗句：老师是蜡烛，燃烧了自己，照亮了别人。父亲就是这样的一根蜡烛。
解放初，父亲就读于“徐州师范”，在那个年代，算是远近十里八乡的大文化人了。那时的读书人少，去外地求学的人更少，和土坷垃打了一辈子交道的爷爷却信奉“学而优则仕”的儒教，节衣缩食送父亲读书，直到学而有成。父亲师范毕业后，直接分配到那个遥远的“天府之国”去工作。学而优则仕，心想事成，可喜可贺。父亲放弃了，他信奉的儒教是“父母在，不远游”。爷爷只有父亲一个儿子，年大体弱，怎能不在身边尽孝呢？于是，他自我做主，回到了父母身边，自主择业，当了一名乡村民办教师，直到退休。父亲的一生，知书达礼，耳濡目染中，我懂得了孝道。
乡村教师，不挣工资，只记工分。每月有6块钱生活补贴。父亲居然用每月6块钱的薪水养活了我们全家七口人。还没有到上学的年龄，我就跟着父亲去了学堂，没有课桌，没有课本，没有学名，父亲和他的同事都叫我的乳名。我去学堂，不是为了读书，是为了到父亲的教师食堂里蹭饭。乡村教师虽然不拿工资，可一天三顿饭基本上有保证。特别是在那吃糠咽菜的艰苦岁月，能填饱肚子就是最大的幸福和满足。我的肚子填饱了，父亲的肚子却饿着。那时，我只顾自己，不知心疼父亲。长大后每每念起当年，心里总有抹不去的愧疚。
不到上学的年龄我进了学堂，不到当兵的年龄我穿上军装。一颗红星头上戴，革命红旗挂两边。在我入伍的那个年代，能够穿上国防绿，是件十分荣耀的事情，我第一次戴上大红花，被家乡的父老乡亲们敲锣打鼓送到县城，送行的队伍里有我的父亲，不知道为什么，他一路无语，而且他向来坚毅的脸上还流着眼泪。是为我高兴，还是舍不得我离开？说实话，我当兵时没有宏图大志，也没有报国情怀，最直接最单纯的目的就是为了填饱肚子。
烽火连三月，家书抵万金。我当兵了，无书可读了，父亲依然是我的老师，他几乎每个月给我写一封家信。说的最多的两句话是：不要惦记家里，一切都好。当兵就要当个好兵。我把父亲给我写的家信编上页码，装订成册，无数遍地捧读。那是我在军营里读到的最好的课本，有常识，有政治，有做人做事之道，有待人接物之规……家书，是我成长的脐带，是我精神的食粮，是我和家人建立在心灵的桥梁。我当兵四十多年，满打满算回家看望父母亲不到十次，每次都是草草回，匆匆归。老人们没有怨言，可我常常在自责。
父亲是乡村教师，教过语文，教过算术，也教过音乐和体育。是我们常说的“多功能”牌的。我家里有一架老式的脚踏风琴，
小时候，就看到听到父亲边弹边唱，不通音律的我，在父亲的熏染下，对乐器有了兴趣，开始学吹笛子，后来学敲扬琴。再后来当兵到了部队文工团，拉手风琴、小提琴；吹唢呐、巴乌、葫芦丝，走上音乐之路，启蒙老师也是我的父亲。我的三弟受父亲熏陶，也是音乐人，起初学拉小提琴，进了专业文艺团体，当了琴师。三弟聪明过人，离开舞台后，在县上当了一个不是官的官——文化站长。他在其位谋其政，对“筑”产生了浓厚的兴趣。我们老家沛县是汉刘邦的发祥地，也是汉文化的发源地。“大风起兮云飞扬，威加海内兮归故乡，安得猛士兮守四方。”这首《大风歌》是当年刘邦留下的绝句，同时还留下一个刘邦击筑唱大风歌的佳话。当年的歌呢？当年的筑呢？
距今两千多年过去了，那歌已经淹没在历史的风尘中，那筑也因失传而被后人所遗忘。
三弟是个有心人，他到古籍里寻找“大风歌”的故事，到出土的古墓里寻找“筑”的蛛丝马迹。一年，两年，他花了整整十年时间，终于将失传千年的古“筑”复原。于是获得5项发明专利。“筑”原本是五根弦，表现力较差，音量也较小。三弟改造的“沛筑”最大的有五十六根弦，比钢琴的音域还要宽，而且演奏可以接音箱，音质纯而音量大。更让人惊喜的是，2014年，习近平主席携夫人彭**访问比利时，竟然将我弟研发的“沛筑”当国礼赠送给比利时王后。
去年，中比建交四十五周年，第一夫人彭**在京陪同比利时王后一起欣赏了“沛筑”演奏的、由我三弟作曲的《大风歌》。一曲《大风歌》震撼了世界乐坛。
三弟一举成名，小小的农家小院车水马龙，大多是文化文艺界的名人，有求琴的，有学曲的，有送聘书的，有请演出的，有请作报告的，有来自北京的，有来自高等学院的，也有来自国外的。向素静寂的小院沸腾了，父亲笑了。茶余饭后，他也抚琴，击筑一曲《大风歌》。
父亲是文化人，写得一手好字，不但板书写的好，毛笔字也写得好。每年春节是他最忙碌的时候。“千家万户曈曈 日，总把新桃换旧符。”农村有请门神、贴春联的习俗，村子里的文化人不多，十里八乡的父老乡亲们都要请父亲写对联，有时候还要耐心排长队。
当年没有墨水，写字的墨汁是用砚台研磨出来的。研墨很费工夫，有时父亲忙不过来，我们也会帮忙，
写对联的那些日子，满屋墨香，这是我小时候记忆最深的味道。每年春节，我们家最热闹，前来给父亲拜年的人很多，有他的学生，更多的是左邻右舍的父老乡亲。父亲读过私塾，也上过洋学堂，他通晓四书五经，诸子百家，可他接受更多的是新文化、新理念。他不赞同“棍棒之下出孝子”的教育理念，从来不动手打我们，我们五兄妹，无论是谁犯了错误，他都会把我们全都叫到一起，立正站好，然后训话，让犯错误的知道错在哪里，让没有犯错误的也从中接受教训。对传统文化和乡俗乡规，父亲是去其糟粕，取其精华。过年了，走村串户拜年给长者跪下磕头是乡俗，可在我们家里，父亲要求我们，磕头是旧习俗，在我们家鞠躬就替代了。在我的记忆里，我此生只跪下磕过一次头，而且是五体投地，就是我母亲去世那次。辛劳一生的母亲，悄无声息地走了，她走的时候我不在身边，回到家后我看到的是躺在灵床上再也喊不应的娘。我跪下了，一直跪了三天三夜……母亲去世是那年的冬天，那天的节令是小雪，也恰巧飘着雪花。安葬完母亲的遗骨回来，再回首，我发现母亲的墓地上，摆满了花圈，那分明是一个花的世界。于是，便写了一篇祭文《冬天里盛开的腊梅》。
一日为师，终生为父。尊师爱教的人如是说。之于我来说：终生为父，终生为师。父亲不但给了我一条生命，而且给了我健康成长取之不尽的精神食粮。父亲出身农民，他一生保持农民的本色不变，艰苦奋斗，克勤克俭。父亲是文化人，文化人的气质依然保持不变。他爱体育，爱音乐，我们家的小院里有乒乓球台，有篮球架，有健身器；我们家里的客厅里有钢琴、古筝、沛筑、架子鼓；父亲更钟爱的是书法，
在职的时候写字是职业，退休后写字是爱好，特别是到了暮年，他依然坚持临帖，临魏碑，临狂草，临米芾fú，他更喜欢“毛体”，能搜集到的毛主席的书法作品，他全部临摹过，我家的客厅里一直悬挂着他临摹的毛主席的书法作品，一幅是《沁园春.雪》，另一幅是《蝶恋花.答李淑一》。
父亲属马，马是他生命的图腾。他一生任劳任怨，在生命的莽原里奔跑。父亲今年八十八岁，属喜寿之年，他依然身体健康，对明天充满希望……
我也算得上是半个音乐人，写过词也作过曲，在所有的流行歌曲里，我最喜欢刘和刚演唱的《父亲》：
“想想您的背影，我感受了坚韧；抚摸您的双手，我摸到了艰辛。不知不觉您鬓角生了白发，不声不响您眼角添了皱纹。我的老父亲，我最疼爱的人……”把这首歌献给父亲，这正是我的心声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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